过去，留给我无数下笔的灵感。
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julie.
julie是个活泼的法国女孩，有着一张百合花一样雪白的面孔，眼睛湛蓝如那不勒斯海湾上空明净的蓝天。她虽然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却早已是巴黎美术学院的艺术史硕士。毕业后在意大利的庞贝博物馆实习了两年，回法国和朋友合资开了一家古董店。店址所在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玫瑰大街”，她的小店，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玫瑰人生”。
我第一次在julie的店门口驻足，是被橱窗里一对银烛台吸引，那正是我在寻找的东西，适合做新婚礼物。
我按了铃推门进去，店里暗沉沉的，乌金色的背景装饰，衬着满目琳琅，如步入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伯宫殿，却分明只有两种材质，水晶和纯银。穿着一件简单迎出来，向站在门口的我绽开微笑。头顶半旧的水晶吊灯被风微微吹动，累累光晕一层层折射在她的脸上，恍惚得如一个不真实的梦境。
我记得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为什么你看上去如此眼熟？你是日本人？”
当时我很不高兴，异常生硬地回答她：“让你失望了女士，对不起我是中国人！”
她大笑，丝毫没有感觉被冒犯：“好吧，中国人，为表示我的歉意，店里所有的东西，以后都对你九折。”
那对银烛台，她最后给了七五折。在圣图安市场买东西，可以大肆杀价，但有特殊的规矩，并非单纯的讨价还价，只有专业的买家，对物品的历史和出处如数家珍，才有可能从店家拿到最好的折扣。
julie后来解释，那些东西都是她从欧洲各地辗转淘来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立的灵魂，她宁可便宜些卖给识货的有缘人。
我付了款，julie用旧报纸仔细包扎起烛台，随口问道：“你自己用还是送朋友？”
我回答：“送朋友。”停一停又说，“她要结婚了。”
她停下手，凝视我很久，然后问我：“可是你爱她，对吗？”
“你在说什么？”我有点儿吃惊：“你怎么知道？”
她耸耸肩，“男孩，你的脸上写满了时光不再的惆怅。”
我哑然，心口又有了那种熟悉的窒息感。就像两年前看到她和另一个男人从电梯里走出来，彼此间默契的从容，让我明白自己已成为过去。我曾以为时间可以掩埋一切，没想到事过两年，一个陌生人依然能窥破我的心事。
julie的敏感，象极了当年的谭斌，但她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恬淡从容，却是谭斌所缺乏的。
我握紧烛台，一时间说不出一句话。
julie关了灯，披上风衣对我说：“来，中国人，你是我今天最后一桩生意，如果你不介意，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可以吗？”
那是一个夕阳如血的傍晚，我们在街边的咖啡座坐下。秋深了，一阵旋风卷起街心的尘土，金黄的梧桐叶翩然落下。研磨咖啡的香气，带来的却是闲适安静的气息。
我问julie：“为什么会错认我是日本人？”
她含蓄地打量我：“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亚洲人里，我只见过日本的男孩子，能有这样柔软的轮廓。”
我愤然放下咖啡杯，“偏见，完全是偏见！”
julie却忽然说：“我明白了，为什么会觉得你眼熟。”她望着我，“你是那个有中国皇家血统的画家。”
我顿时哭笑不得，问她：“你也看过那个专访？”
julie点头：“我怎么会忘记？”她笑得有些调侃，“‘神秘低调的东方美少年，眼神忧郁，举手投足间充满贵族的优雅’。这样明显出自女性记者的形容，会让任何一个女人都过目难忘。”
我沉默，不想发表任何评论。那个访谈曾令我很不愉快，一直耿耿于怀。
两年前曾有很长一段日子，我异常憎恨自己的容貌。记得来法国前，两个月的时间，我就胖了将近十五斤，镜中的形象让自己都感觉陌生。来了法国后，几乎半年水土不服，瘦下来便再也胖不回去。记得那篇专访刊出后，我把它扔在经纪人enzo脸前质问：“你找的是个什么记者？通篇她都在胡说些什么？什么皇室后裔？我们家往回数八辈子，都和爱新觉罗没有一点儿关系。我的作品呢？画风呢？技巧呢？为什么不见她提一句？”
经纪人镇静地回答：“培，在巴黎这个地方，画得好的人，塞纳河边数不胜数，但不是人人都像你一样值得投资。你只需埋头在你的画里，这不是你该担心的事情。”
我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拒绝任何采访，但经纪人总有办法让记者写他想写的任何东西。
此刻julie又提起这件事，我颇感羞愧。艺术一旦沾染商业的气息，便不再具有赤子之心。可是如果象梵高一样，生前潦倒不堪，死后却声誉鹊起，这不是我要的人生。所以这辈子我也许不会为衣食发愁，但我永远成不了大师。
“你的名字，叫‘培’对吗？”julie兴致勃勃地问，“我看过你的画，那副叫做《生命断层》的油画，画风冷峻而凝重，沉重滞涩的青灰色，充满了挣扎的痛苦，却又能看到不屈服命运的希望。可是你本人，如此年轻而轻灵，令人惊奇的矛盾和统一，你是如何做到的？”
我笑笑，“julie，生命其实是场骗局，只有经历过绝望的人，才能在生命的无常中感受到希望。”
她看着我，伸手指指烛台，“是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