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我们说到在南朝萧宝寅苦苦哀求，以及陈伯之兵败来降的因素推动下，北魏帝国武帝元恪下诏动员各州军队齐聚寿阳地区，交由任城王元澄统一指挥，再次挑起了对南朝的侵略战争。
其实我们在“纸上谈兵”的章节早就跟大家分析了寿阳地区这个淮河以南“突出部”的战略意义，以及南北方围绕寿阳地区的攻防要点，其实寿阳作为北魏在淮南的唯一战区，其位置从战术角度看对北朝十分不利，极易在春夏多雨季节受到南朝从三个方向的夹击。当年镇南将军元英在劝说皇帝大举南下，趁萧衍和萧宝卷火并之时，席卷南国的战略不被政府批准的前提下，就再次上书，希望皇帝批准他的“战略防御计划”，即拿下义阳，从而完善淮南的防御体系，抵消“寿阳”三面被围的尴尬局面。
而在现如今，萧衍已近干掉萧宝卷，成立了南梁帝国，南朝正在被萧衍重新整合起来，如果北魏此时再没有军事上的动作的话，假以时日，不仅统一全国遥遥无期，连已经到口的“寿阳”这块肥肉也迟早要吐回去。
这一战略态势，作为久经沙场的北魏南线总指挥元澄又怎能看不出？早在皇帝元恪下诏南征之前，元澄就曾经上书皇帝，详细分析道：“萧衍最近频繁阻断东关（安徽含山县东关镇，三国时期此地叫“濡须坞”，和合肥沿巢湖对峙，曹操和孙权曾多次在“合肥-濡须坞”一线激战），明显想造成巢湖泛滥，以便淹没我军淮河南岸的各个军事要点。南朝借水军之利，就可以一面淹灌，一面劫掠，如此一来，我国在淮河南岸的土地将得而复失。寿阳距离长江并不遥远，我们的民众惶惶不安，都害怕水患兵灾的到来，如果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民心士气，先下手为强，预先征调各州兵马，于秋冬季节南下作战，虽然不一定统一天下，但解决长江以西的问题，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这一次南北大战发生的原因，不仅从北魏帝国的政治外交上有其诱因，仅从军事角度看，帝国的将军们对于这一仗也是非打不可了。
我们看元澄的几路南下大军，其战略目标十分明确：1、攻击淮陵、九山，就是要切断钟离和盱眙的联系；2、攻击东关、大岘，就是要虚张声势，造成北魏大军要扫平江右，进而从采石东渡长江，威胁建康的战略姿态；3、如果南梁帝国上当，用重兵防御盱眙，以及采石渡的话，元英和元澄则会亲率主力回过头来包打义阳和钟离，从而一举解决寿阳地区的不利局面。
元澄貌似全面南下的战略战术，其实是虚虚实实，真正的战略目标还是寿阳地区沿淮河一左一右两颗“钉子”—义阳和钟离！
战争一开始，整个进程都向着有利于北魏帝国的方向发展，魏军接连攻克南梁帝国的军事要地，颍川、白塔、牵城、清溪等地（史书记载的这些军事要地，今天已经不知道具体位置，但按元澄的战略部署，它们应该都在如今安徽“凤阳县-含山县”一线），全部崩溃。
南梁帝国徐州刺史司马名素（州府设钟离，真正的彭城徐州早就是北魏的地盘了，参见“青徐之战”）见钟离有被割裂出去并被包围的危险，立即率军增援九山（安徽省盱眙县西），徐州长史（军政委）潘伯邻率军增援淮陵（安徽省盱眙县西），宁朔将军王燮进保焦城（淮陵以西），作为后备队。司马名素的战术很明确，就是要打通钟离和盱眙的联络，不能让魏军把钟离彻底封锁起来。但想法很好，实施起来可是要靠铁和血来说话，史书记载，公元503年11月，魏军将军党法宗等人“围点打援”，首先攻破焦城，断了司马名素和潘伯邻的后路，随即攻破淮陵，生擒司马名素，阵前击斩潘伯邻。
魏军淮陵大捷之后，党法宗得理不让人，马不停蹄，继续南下攻打阜陵。南梁帝国阜陵守将名叫冯道根。史书记载，当冯道根走马上任阜陵太守之时，就马上加固城墙工事，深挖战壕，并派人四处侦查放哨，但当时他的这一做法却遭到了众人耻笑。阜陵位于整个徐州战区的后方，冯道根如此做派难免让人觉得他“胆小如鼠”。而冯道根却不以为然，说到：“防御就是要貌似胆怯，进攻时当然要勇敢，我看你们说的并没有什么不妥。”史载阜陵的工事还没完全修缮好，2万魏军就在党法宗率领下突击到阜陵城下，阜陵众将不免大惊失色，对冯道根的未雨绸缪佩服的五体投地。史载大敌当前，冯道根却身穿便服登上城墙督战，并命人打开城门，挑选200名精锐士兵出城和魏军前锋交战，居然初战告捷，打败了党法宗的前锋部队。此时，党法宗看阜陵工事完备，冯道根神态悠闲，初次交锋又不顺利，于是对冯道根的虚实不好琢磨，只好先行撤退。冯道根遏制了魏军的席卷南下的势头，梁武帝萧衍得知后，马上任命冯道根为豫州刺史，以资奖励。
不过冯道根的“战绩”并不能扭转整个战役的走向，战役初期，元澄指挥的魏军大获全胜，一时间，南朝举国震动。但是事情往往就有其两面性，元澄投入重兵于“盱眙-合肥”一线，完成了割裂并包围钟离的态势，但其老家寿阳的兵力则由于战役第一阶段的倾巢而出而稍显空虚。史载南梁将军姜庆真趁元澄领兵离开寿阳之时，率兵奇袭寿阳，占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