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们来广征博引，只害怕被警察局寻章摘句。这不正是他们要从他这儿得到的么？不正是对
那篇文章的谴责吗？他不愿意把这一思想从自己嘴里喂给他们。除此之外，他还知道在这个
国家里，任何时候都可能把任何人的任何事拿去广播。他闭了嘴。
“我想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你改变了主意。”编辑说。
“我想知道的是，原先是什么东西使我写了个东西。”托马斯马上想起来了：她象一个
放在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床边。是的，他因此才拿起了那本书，追随那些罗慕路
斯、摩西以及俄狄浦斯的故事。现在，她又与他在一起了，他看见她用红头巾把乌鸦包起来
拥在胸前。她的幻象使他平静下来，似乎在告诉他，特丽莎还活着，与他住在同一座城市
里，其他什么都是无所谓的。
这回是编辑打破了沉默：“我懂了。我毕竟也不喜欢那种惩罚观念。”他笑着补充，
“我们不是为了惩罚而呼吁惩罚，是要用惩罚来消灭惩罚。”
“我知道。”托马斯说。几秒钟之后，他可能就要做一件很高尚的事，却是完全、绝对
毫无用处的事（因为这不能帮助政治犯），还是一件使他不高兴的事（因为这是那两个人压着
他干的）。
“签字是你的责任。”他儿于几乎是在恳求。
责任？他儿子向他提起责任？这是任何人能向他使用的最糟糕的字眼！再一次，特丽莎
的幻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记起特丽莎用手臂抱着那只乌鸦，记起她前天曾被一位密探勾
引，记起她的手又开始颤抖。她老了，她是他的一切。她，六个偶然性的产物；她，那位主
治大夫坐骨神经痛带来的果实；她，他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对立面——是他唯一关心的东
西。
为什么竟然去想什么签还是不签？他的一切决定都只能有一个准则：就是不能做任何伤
害她的事。托马斯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丽莎幸福。他甚至并不能真正做到那一点。但如
果他在请愿书上签名，可以确信，密探们会更多地去光顾她，她的手就会颤抖得更加厉害。
“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他说。
他知道，他的话是不能被理解的，但能使他玩味无穷。他感到一种突如其来、毫无预料
的陶醉之感向他袭来。当年他严肃地向妻子宣布再不希望见到她和儿子时，就有这种相同的
黑色阔醉。他送掉那封意昧着断送自己医学事业的文章时，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陶醉。他不
能肯定自已是否做对了，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对不起，”他说，“我不签名。”
15
几天后，他从报纸上读到了有关请愿书的一些文章。
当然，那些文章里，没有一个字提及它是在彬彬有礼地呼吁释放政治犯。没有一份报纸
引用那篇短文的只言片语。相反，它们用大量的篇幅，用含混的恐吓之词，谈着一份旨在为
一场新的反社会主义运动奠定基础的反政府宣言。它们还列举了所有的签名者，每个人名下
都伴有使托马斯起j皮疙瘩的诽谤与攻击。
这并非出人意外。任何不是当局组织的公开活动（会议、请愿、街头聚众），都理所当然
地视为非法，所有参与者都会陷入危险，这已成为常识。但是，也许这会使托马斯对自己没
有为请愿签名更加感到歉疚。他为什么没有签？他再也记不起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的决定。
我再一次看见他，象开头时那样出现在我跟前：他站在窗前，目光越过庭院落在那
边的墙上。
这就是产生他的意象。我前面指出过，作品中的人物不象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来
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
能性，在作者看来它还没有被人发现或没有被人扼要地谈及。
但是，一个作者只能写他自己，难道不是真的吗？
穿越庭院的凝视以及不知所措的茫然；热恋中的女人听到自己胃里顽固的咕咕声响；缺
乏意志抛弃自己背叛魔途的背叛；伟大进军中与人们一起举起的拳头；在暗藏的窃听器前的
智慧表演——我知道这一切情境，我自己都经历过，但这一切未能产生我提纲勾勒中和作品
描绘中的人物。我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对他们
都一样地喜爱，也一样地被他们惊吓。他们每一个人都已越过了我自己固定的界线。对界线
的跨越（我的“我”只存在于界线之内）最能吸引我，因为在界线那边就开始了所要求的
神秘。已不是作者的自白，是对人类生活——